【一带一路研究】“一带一路”与中国丝路学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 2018-02-06 16:28:17
来源:新丝路学刊
作者:杨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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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2017年第2期。

一、学术界研究的总体特征

围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综述性研究,这些研究注意到了学术研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但更多强调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领域取得的进展和已有研究的重要意义。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将重点讨论国内“一带一路”研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的研究文献数量多,且内容庞杂,本文仅仅是系统地论述现阶段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未对具体的研究成果展开分析和评论。

1.从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看,“文重理轻”明显

根据中国知网的学科统计,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占据主导,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数量颇多,而自然科学的成果总量远不及经济学。在相关研究排名前十的学科中,有8个与经济学相关,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经济、贸易经济、金融、交通运输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企业经济、农业经济。仅这8项的研究成果就达到了36315篇,占到总成果的89.03%。其中,自然科学中取得成果较多的是交通工程与道路建设领域,这与“一带一路”要实现“互联互通”的预期相关,尤其是沿线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要求学术界关注这一问题。从成果的总体分布来看,社会科学成果最多,人文科学较少,自然科学最少。

研究成果存在的“偏科”现象,不仅与学科自身的特征有关,也受到国家乃至相关机构对有关领域的扶持力度影响。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也不利于相关学科的发展。应积极展开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尤其是涉及沿线国家环境承载力、资源开发与保护、地质地理、水资源、气候等诸多基础性研究。

2.相关研究停留于理论描述,缺乏实地考察

虽然未能全面分析所有文献,但对部分文献的关注可以发现,目前的诸多研究是以学理层面的解释说明为主导,“理论满天飞,实践跟不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存在诸多困难;二是受到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整体重文本,轻实践的影响。这种“一厢情愿”的研究很可能会造成许多偏差和失误,或仅仅提出隔靴搔痒的对策建议,很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

此外,实地调研的低可行性使得一些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方面,尝试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或分析那些旧有的基础问题,但这种研究成果多是对某种理论的应用,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十分有限。如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意义这一问题,有如下理论视角:公共产品、地缘战略外部性、地缘政治、国际制度、文化多元等;而就具体沿线国家的认知研究,也有评价理论、国家间关系、身份认知、语言分析等。多个理论视角的研究确实能够增强论证的学理性,但纯粹从理论方面分析,不足以说明沿线国家的实际国情,因而有必要加强基础性研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以便进行准确科学的实证分析。

3.从研究主题看,政策分析是主流

根据中国知网的分析,与“一带一路”研究主题相关的核心词主要有:战略、对策、发展、机遇等。这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都立足于国家的宏观规划,重点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能产生的政策效益,尤其是在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对学术研究而言,从政策视域研究具体问题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但过分关注政策意义的研究不利于全面把握某一问题的现实情况,尤其是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而言,学术研究不仅要明确其政策重要性,更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尤其要重视建设实践环节中可能面临的困难与风险,以更好地为政策实践提供智力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了“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目前在这五个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就政策沟通而言,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然而,分析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尤其是对沿线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关注不足,讨论中国与它国在法律方面存在差异的成果不多,更遑论在区域合作的具体对策方面。其中,自然科学的政策研究集中于医疗卫生事业及地理信息技术,但具体在政策层面如何展开较少谈及;社会科学的政策研究主要关注了: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环境、国内省份的战略定位,等等。其中,多数成果停留在现状描述或是评估层面,而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建议或方案操作性明显不足。

4.从研究内容看,对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有回避

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兴趣限制,较多的成果关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情况,这对于我们了解沿线现实情况有重要意义,但上述成果更多的是一种梳理或描述,虽然不少成果分析了建设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并没有就应对风险、改善环境等诸多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也说明,在“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上,学者、专家更多是“纸上谈兵”。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有约60余个国家,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完全覆盖它们。然而,真正要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就必须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形成清晰准确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加大对每一个带路国家的研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文化、国情等差异性显著的国家,这是关系到“一带一路”能否顺利施行的重要现实问题。

例如,克什米尔的领土问题会给“一带一路”造成怎样的影响,少有学者去分析。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本问题亦没有展开具体研究。如今中印关系的日趋紧张,加上印度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不一,这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降低此类影响的研究成果都少有。“一带一路”不仅跨国家、跨地区,还具有明显的跨文化特征,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如何与多元文化的国家展开交流与合作,也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5.从研究视角看,不够重视沿线国家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反对声音

在已有的论述沿线国家情况的成果中,还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对于“一带一路”所能带来的价值和战略意义过于乐观,有时甚至存在夸大事实的倾向。如在“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上,已有研究大都认为困难集中于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事实上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并不乐观,且巴基斯坦民众意见也存在较多分歧,加之该走廊的建设成本颇高,很有可能会使得成本远远高于预期收益。另外,以中亚地区为例,国内不少研究将中亚五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但事实上,中亚五国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外交等多个领域。目前的研究对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期待、各国自身的战略规划等问题缺乏清晰的把握。学界这种简单划一的研究态度,难以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是很不科学的。此外,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于沿线国家的国内支持抑或是民意不够重视,尤其是对那些存在反对声音的国家,有故意回避之嫌。

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就必须重视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现实。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听取那些支持的声音,还需关注那些反对的声音。目前学界研究对于中国的实际影响力存在夸大的迹象,通常是“报喜不报忧”。这些反对声音需要学术界重点考虑,以便形成关于沿线国家更准确、更全面的认知。

二、国际政治学科在这一议题领域的研究现状

根据中国知网的精确检索,“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一分类下(由于无法对国际政治这一学科进行统计,因此主要围绕CNKI的分类,选取这一目录作为样本),主题含“一带一路”或含“丝绸之路经济带”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共2327篇,其中2014年97篇,2015年841篇,2016年835篇,2017年553篇,另有一篇2018年提前出版的文献。数据截止2017年7月21日。在整个学术界积极关注“一带一路”相关议题研究的同时,国际政治学科也同样重视该议题领域。

梳理国际政治学科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集中讨论的是三大问题:其一是“一带一路”本身,主要涉及“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战略要义,等等;其二是“一带一路”与中国,突出强调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国内发展格局、对外发展战略等具有的重要意义;其三是“一带一路”与外部行为体,这一方面的成果更多地从国际合作的视角出发,聚焦地区安全与发展格局,相关的战略规划对接,以及区域和全球治理,既涉及“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也包含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等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事实上,上述三大问题的研究也能够呈现国际政治学科在“一带一路”学术研究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对第一类问题的关注更多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各项建设尚未启动,因此较多的研究进行的是一种价值性判断。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各领域的逐步推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亦从价值转向了实践,开始关注一些具体问题。下文将结合上述三大领域讨论当前国际政治学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

1.关注“一带一路”本身,开展了诸多基础性分析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一项倡议,也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构想。它虽由中国提出,但其建设则有赖于与沿线国家的“共建”,因此,要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吸引它们参与到该倡议的建设中来,就需要构建相应的话语权,由此,学界也做出了较多努力,主要围绕“一带一路”的性质、内涵、前景、战略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剖析,既涉及国家的顶层设计,也讨论了公共外交层面如何塑造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外部环境等。此外,国关学界同样也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性研究,如“共同体”理念、“互联互通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等等。

上述基础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对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及相关建设的开展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上述基础性分析仍存在一定不足,具体表现为:首先,相关概念仍有待澄清。如就“一带一路”是倡议还是战略,学界仍存在分歧。战略与倡议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且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在定位“一带一路”性质时需要注意这一问题。其次,仅从单边角度强调“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忽视了沿线国家的意见。基础性分析更多地是为了解决认知性问题,尤其是减少或消解外部行为体的疑虑,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仍充满疑虑,这与国关学界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存在所谓的“主观主义”倾向有关,即受到官方宣传的影响,更多地进行单边宣传,凸显的是“一带一路”所承载的中国意义。最后,部分国关学者存在盲目心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过于乐观。国家从宏观规划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持较高的预期,但学者作为国家的重要智力支持,则需要从更为客观理性的角度分析问题,尤其在前景预判这一问题上,需要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做出分析,切忌盲目随大流。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问题上,该工程实际上是成本远超收益的,但学界不仅没有对建设成本做出相应预估,反而提出了一些缺乏根据或自相矛盾的战略意义。

2.将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结合研究,关注带路建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学术界便尤为关注其进展情况,尤其将倡议的落实与中国对外政策相结合。一方面讨论了中国内部各省份如何把握发展机遇,实现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国家对外政策层面出发,学术界在讨论如何提升外交影响的同时,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上。总体看,围绕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从国家安全、周边外交、国家战略转移、地缘政治格局、文化交流等角度分析了该倡议所具有的内涵,同时也从政治与经济风险、外交风险、海外利益维护以及环境生态威胁等方面论述了该建设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既包括那些存在已久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包括可能面临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有助于中国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也有助于明确建设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从外交层面研究“一带一路”,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在看到目前学界取得的成果之余,还需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仍有需要完善之处。包括:第一,讨论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时,需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展开研究。目前学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通常采取的是一种系统论述,但实际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需要进行必要的区别研究。第二,目前关于“一带一路”与中国的研究,仍停留于“是什么”、“为什么”的阶段,即:仍然是一种基础性阐释,包括该倡议所呈现的外交理念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面临的风险是什么?等等。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智力支持,需要提供更多涉及“怎么办”的解决方案。如在讨论周边外交时,不仅需要从理论层面讨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需围绕可行性提供相应的措施建议,以便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实现“五通”。

3.从区域、跨区域合作视角出发,关注沿线国家,并展开了具体的国别研究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一项发展倡议,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有六十多个,因此,倡议的具体落实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国际关系学者就此展开了诸多讨论,既关注了与大国之间的双边、多边合作,也探讨了如何处理与现有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讲,这一部分研究成为国际政治学科在“一带一路”领域开展研究的重点。目前已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围绕地区安全格局讨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东北亚地区稳定、中东安全局势、东南亚安全格局、中亚地区合作,等等。二是从全球层面出发,围绕“全球化”、“全球治理”等议题讨论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面临的问题与风险。三是逐步开展了相关国家的国别调查,形成了部分实地考察报告。这一部分成果是伴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而展开的,主要是基础性的国情调查研究,这对于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及相关问题的合作均具有重要意义。

诚然,区域及跨区域合作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十分关键,国关学者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问题也愈加突显,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满足实践需要。具体地,一方面是,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之余,还需讨论如何降低负面影响。诸多的观点强调经济合作是重点,但事实上经济投资增多并未带来政治互信的提升,这就需要学者展开相关研究,尤其需要讨论如何化解沿线国家的疑虑,以保证“一带一路”相关建设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国别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梳理已有的国别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更多地是一种基本国情介绍,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基础的国情介绍已不能满足实践需要,我们需要提供更为完善的沿线国家对外政策、经贸状况、国家之间关系等研究成果。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受限于学者所掌握的语言,对于部分国家难以展开实地考察,由此无法掌握较为全面和完善的一手资料,致使国别研究存在重复,如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东盟国家等展开了较多分析,但对于中东欧国家、西亚国家的研究则较少。这就要求学术界尽可能形成覆盖沿线所有国家的国别研究报告,以便对“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帮助。

三、几点思考

不论是国际政治学科,还是整个社会科学,均对“一带一路”研究投入了较多精力,同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上述成果以不同的理论视角、不同的研究议题、不同的研究方法丰富了当前的研究。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重视“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这是值得称赞的。学术成果的数量不断增长,研究质量亦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学者的研究热情和研究积极性,这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提供智力支持。

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议题仍需进一步拓展,对基础问题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尤其要关注那些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问题,对于沿线国家的研究,不可简单地将其视为整体,要意识到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存在诸多“相似性”的同时,更显著的是其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国别研究,以便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就整个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目前“文重理轻”的研究局面很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是“互联互通”,其中道路联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尤为关键,而这些建设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自然地理情况的熟悉之上,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制约的地质、水文、气候等诸多因素需要有比较详尽的资料,尽可能提供完善的调研报告及风险评估报告。这就要求地理科学、大气科学、资源科学等基础科学的学者做出更多的努力。另外,“一带一路”强调“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这也要求学术界提供更多更全面的研究成果。设施联通涉及管道联通建设、信息通道建设、陆水联运通道建设等方面,其中涉及诸多技术标准系统对接的问题,这需要对多方所使用的标准系统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这不仅是一项技术难题,也是制约双边合作的认知难题。由此,需要诸多学科加强研究,特别是工科学者对沿线国家工程技术标准的研究。就贸易畅通而言,更多的投资领域都是新开拓的,既包括煤炭、油气、金属矿产、远洋渔业、海水淡化、水电、核电、风电等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涉及新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合作。这就需要相关学科学者的介入。“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研究议题需要多学科展开研究,结合国内目前的学术研究现状,既需要自然科学拓宽研究议题,强化基础性研究,也需要社会科学深化已有研究成果,提升研究质量,避免重复研究。

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大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倡议,其核心内容是经济,而不是其它领域。要看到,“一带一路”的空间在扩大,领域在增加,层次在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接受或考虑接受“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诸多理念和方法。尽管仍有一些重要的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没有加入,但它们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伙伴,特别是美、日、韩与中国的贸易额均居于前列,它们都是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居于前十的国家,2016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785.9亿美元,中日贸易总额为2705亿美元,中韩贸易总额为2113.9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5%、7.2%、5.7%,合计为28.4%,估计它们的态度也会有所变化。如果再加上金砖国家中的印度(1.9%)和巴西(1.6%),则达到31.9%。也就是说,非“一带一路”沿线、而又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已近三分之一。简单归纳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而又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与中国的经贸总额已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大半。这或许预示着,“一带一路”最终可能成为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对这一趋势的可能性和需要创造的条件,应该从理论、政策、实践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对“问题”的研究。学术界进行“机遇和挑战”研究的时候,多偏向机遇,而且研究结果通常都认为机遇大于挑战,这种研究不够客观,往往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

这里强调一点,“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方针和政策,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前者从属于后者,而不是相反。目前有关“一带一路”的一些研究,在二者的关系处理上是有问题的,甚至颠倒了它们的关系,这一情况应予以重视并加以纠正。

还需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合作倡议,它并不包括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因此,不应该主观地赋予它诸多“战略目标”一类的意义。另外,“一带一路”既然是倡议,就不应该有太多论“话语权”之类的内容,更不应采用“中国主导”这样的表达,而应该多讲“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是自主参与,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它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求实、客观的研究是学术界的责任,也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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